2015年12月初的北京，风还是刺骨的。一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文件，却让人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
在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教育扶贫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使命，其实现路径被描述为“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代背景下，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空前重视扶贫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亲力亲为、全力推进。
2016年开始，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中国，让7000万贫困人口走出贫困，是期许更是责任。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更责无旁贷地成为治本的力量源泉。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4年前，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初步阐发了“扶贫先要扶智”的思想。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专门讲道：“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第31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回信中再次强调：“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作为指引我国未来5年脱贫攻坚工作的“指南”，洋洋洒洒万余言的《决定》因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被舆论形象地比喻为“军令状”。
其实，早在《决定》出台之前，在国家强力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大视野中，为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各地纷纷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立下了“军令状”。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陕西省安康市，所辖10个县区均为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88万人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的中高山区。面对扶贫安置和快速城镇化的双重压力，安康市如何为脱贫破题？城区扩容、农村提质的义务教育发展行动随之走到前台。
“每年从中高山区搬到低山区的扶贫搬迁移民差不多有20万人，其中有10万人要进城。”安康市教育局局长马恒昌心里很清楚，这对教育而言，便意味着每年新增1.5万名左右的学生！
针对主城区、县城、重点镇、新型社区的不同教育需求，安康市抓住城镇教育“班大人多上学难”和农村教育“点多分散质量低”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症结，实施以“五校北迁”为重点的城区教育资源整合方案，下活了教育扶贫的一盘棋。目前，全市新建公办幼儿园157所，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94.6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5.11%，分别比2010年提高44.63和23.31个百分点。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映射的是中国大地消除贫困的真实语境。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教育的缺失是“能力剥夺的贫困”，是比收入贫困更深层的贫困，它会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表明，不同层次受教育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同：本科300%、初高中108%、小学43%，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562。
既是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也是源自自身发展需求的切身感悟，教育在促进扶贫、防止返贫方面的基础性、根本性、可持续性作用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和实践。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雪域高原到戈壁大漠，围绕教育扶贫中的薄弱环节，各级政府精准发力、综合施策。
——从2010年到2012年，连续3年，一年一进阶，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普通高中、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三大领域全部纳入国家学生资助体系。
——自2011年起，我国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片区内3200多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直接受惠。
——从2012年起，我国启动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该计划实施以来，受惠学生由2012年的1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5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
——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明确了教育扶贫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2015年1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制定《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将对片区内从出生开始到义务教育阶段结束的农村儿童的健康和教育实施全过程的保障和干预，编就一张保障贫困地区儿童成长的安全网。
教育扶贫的一系列扎实行动，缔造了世人瞩目的“减贫奇迹”。
“十八大以来，教育部采取超常规政策举措，精准聚焦贫困地区的每一所学校、每一名教师、每一个孩子，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先后组织实施了20项教育惠民政策措施，实现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学生资助体系、教师队伍建设、民族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升等领域的教育扶贫全方位覆盖。”2015年10月，在我国第二个扶贫日、世界第23个消除贫困日前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谢焕忠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的信息，让舆论再次感受到教育扶贫的温度和力度。
补短板，兜底线，政策倾斜不含糊
“这里的学费一学期不到400元，条件和城市幼儿园也没差多少。”受惠于甘肃省学前教育精准扶贫支持计划，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川乡高湾村建起第一所公办园。3岁半的高煦茏跟着在新疆打工的妈妈回到家乡，幸福地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入园幼儿。
学前教育一直是甘肃省农村教育的“短板”和“痛点”。以教育名县会宁县为例，2012年前，全县只有36所幼儿园，其中26所为民办园。
“我们都说扶贫，怎么扶？首先得解放劳动力，让孩子可以就近入园，让家长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说。
为补齐学前教育“短板”，去年9月，《甘肃省精准扶贫学前教育专项支持计划（2015—2020年）》印发，提出将学前教育资源向农村延伸，满足贫困地区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目前，甘肃全省已在58个贫困县2000人以上行政村建立起939所幼儿园，力争2017年实现革命老区、藏区贫困村幼儿园全覆盖，2020年实现全省有需求的贫困村幼儿园全覆盖。
聚焦“全面小康”时间节点与扶贫目标，从贫困群众对接受教育最迫切、最关键、最突出的困难与问题出发，甘肃省在确定教育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时，紧扣2017年和2020年这两个时间节点，集中攻坚、巩固提高，出台实施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师队伍、民族教育、学生资助、高校招生等7个方面的专项支持计划，与甘肃省扶贫攻坚的总体节奏同频共振。
“国家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倾斜”，是《决定》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展教育的心之所系。本世纪初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曾伴随着广袤乡间随处可见的“标语”深植于一代农村学子的心间。随后，“农村”二字的消失，赋予了这项政策更多的民生内涵，也让政策的阳光洒向更多生活在城市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为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推动南疆四地州教育发展，中央、自治区不断加大投入，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目前已在南疆四地州实现了14年免费教育。四川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实施以来，先后有内地90所中职学校、5所高职院校，共招收藏区“9+3”学生4万余人，再加上州内就读中职享受资助的，两类受益学生合计达到近7万人。
雪中送炭、扶危济困，为我们眼前这场教育扶贫攻坚战平添了一抹温暖的亮色。2013年7月，教育部等7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后，各省相继出台实施细则，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部分，完成了自上而下政策率先接轨任务。
广西共有63个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惠及8795所学校近160万名学生，“食堂供餐”覆盖率接近九成。江西努力拓宽社会资助渠道，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与部分现行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不能完全解决学习、生活困难的病、孤、残等特困家庭学生搭建方便快捷的“心连心”爱心资助工作平台。吉林启动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建立各级教育结对帮扶关系和学生结对帮扶关系，全面覆盖贫困地区每一所学校、每一名教师、每一名学生和每一个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甘肃新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专项计划、革命老区专项计划，扩大了农村学生特别是贫困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
从中央到地方，政策的强势倾斜也让更多基层教育工作者敢于变革，向贫困宣战。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会宁县，是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为切实走出学前教育困局，真正解放劳动力，果敢地提出破解学前教育发展中的认识、投入、师资、管理四大难题，优化环境，扩大资源，加强建设，提高质量。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先后8次专题研究讨论学前教育问题，2012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指导8个轮次。
以人为本，精准扶贫
在扶贫攻坚的一盘棋中，海南的位置有点特殊。贫困人口绝对数不大，主要分布在海南省的中西部地区，但贫困发生率较高、贫困程度深。
如何将扶贫开发的政策福利延伸到老少边穷地区腹地，在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怎样精准扶贫”成为海南教育扶贫需要跨过的一道新关卡。
作为全省层面的重点民生工程之一，教育扶贫移民工程以建设思源学校和改扩建的教育扶贫移民学校为载体，给贫困山乡的孩子们搭建起一架连接优质教育资源的彩虹桥。
“2012年以来，大仍村有40多名学生从思源考上县重点高中。相信未来10年，我们村会有100名甚至更多的思源学子考上大学！”希望之光在昌江七叉镇大仍村村委会副主任罗阳峰心中，也在更多孩子们的心中，悄悄驻扎。
“十二五”期间，海南省建成24所思源实验学校，改建、扩建14所农村中小学，覆盖海南全部民族市县和国家、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学位5万多个，贫困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到98.2%、96.3%。
在有教无类的教育期许面前，教育扶贫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的发挥显然离不开“精准”二字。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鉴曾将是否聚焦最迫切、最关键、最突出的困难与问题，能否做到任务明确、措施得力、实施有效，作为评价教育扶贫成效的重要标准。
甘肃省委、省政府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主攻方向，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对象精准、目标精准、内容精准、方式精准、考评精准、保障精准。下大功夫建设教育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把好“对象精准识别关”，为各项扶贫政策的精准落实提供依据、搭建平台、建立窗口。同时，紧紧围绕全省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建设，将教育扶持政策精准对接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让政策既关注到“点”，也覆盖到“面”。在《甘肃省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专项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过程中，更是把各项免费和资助政策精准到人。
“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到上大学，我们都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跟踪。”王嘉毅透露，该省构建了“7+1”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打出教育扶贫“组合拳”，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实现贫困信息、主要措施、任务节奏、考核评估“四项精准对接”，少了“拍脑袋”、多了“找依据”，让教育扶贫阳光照耀到真正渴望的心田。（本报记者 柴葳）
